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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会做出邪恶的事,往往是出于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事」

时间:2020-06-11  阅读:280  点赞次数:666  

「人会做出邪恶的事,往往是出于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事」

偶尔会有人跟我说:「你写的东西真是包罗万象。」我不觉得这话有贬意,我当成是讚美。不过坦白说,和深入钻研几个特定主题相比,我书写这幺多不同的题材,并非有什幺过人之处。我想我之所以会写这幺多不同的议题,大概是因为生性好奇,又很容易觉得无聊的缘故。

我虽然兴趣广泛,但就像狗总爱回到牠最喜欢的树旁打转,我写作也不离那几个我最挂念的主题。(德国人称我这种什幺事都沾上点边的人做 Pinkler,意思是到处撒尿的野狗;这字就没有褒奖的意思了。)在此,也无须深究我为何特别挂念某些特定主题,因为这样分析下去,很容易陷入个人的思绪,也就无法表达我想说的事情了。

不过我的个人兴趣确实形塑了这本文集的样貌。首先,我一直想了解人类为什幺会有残暴的行为。许多动物以其他动物为食,有些甚至会出于竞争而猎食自己的同类;但只有人类会做出极端、甚或不经大脑思考的暴力行为,有时只是为了满足变态的快感。

我之所以会对这问题感兴趣,部分是因为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害怕暴力。我试着为这些乍看之下不合理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;或许没什幺道理可言,但这是我面对恐惧的方式。有些人选择忽略这种恐惧,我却正好相反:就像在纽约地铁瞥见一只胖老鼠在轨道上跑来跑去,我的目光却离不开这恐怖的一幕。

这也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恐惧。结论是,恐惧往往离不开着迷。我不相信有人天生是魔鬼。人会做出邪恶的事,往往是出于坚信自己做的是对的事。一九四三年,时任德国希特勒亲卫队(Schutzstaffel, SS)最高统帅的海利希.希姆勒(Heinrich Himmler)在今日波兰境内的波森(Posen)告诉亲卫队阶将领,「基于对我们同胞的热爱」,「终结」犹太民族是必要的任务。他应该是真心作如此想。虽说当时希姆勒正醉心于权力游戏,但他并不是个一心只想做恶的恶人;希姆勒不是撒旦,他只是个有能力让疯狂的谋杀幻想实现的讨厌鬼。他手下有无数人供他差遣,这些人或许是出于服从,或许是因为嗜血成性而去执行他的计画。我相信在这些刽子手中,有些人要是换个情境,也就只是个连只苍蝇都不愿伤害的普通人。

二次大战结束后五年,我在荷兰出生。二战期间,荷兰被纳粹德国占领,父亲被迫在德国工厂工作,母亲则是犹太人。这样的成长背景,让我在评论战争是非时,很自然地觉得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──我生在正义的一方;德国人都是邪恶的。只是,许多非德国人在德军占领期间自愿成为纳粹共犯,不久之后,这个不争的事实开始浮上檯面,正义和邪恶之间的界线也跟着模糊了。

我们这一辈在战争阴影之下长大的人,常耽溺于思索自己在极端压力之下,究竟会做出什幺事。譬如说,我有那个胆子冒生命危险加入反抗军吗?受到严刑拷打时,我可以守住祕密吗?我没有办法回答。不过,我对另一个恐怖的问题更有兴趣:在某些情境之下,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暴行?这问题也一样很难回答。

一九三○年代的德国人,像这样拥有高度文明、受过高等教育的民族,为什幺会受一个谋杀者煽动,陷自己于道德蕩然无存的深渊?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。但我明白,那些追随希特勒的德国人并非特殊个案;这世上没有永远的坏人,也没有永远的好人。有人说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邪恶的纳粹,只等着适当时机爆发;我也不赞同这种愤世嫉俗的看法。但我相信,若赋予人操控他人的生杀大权,许多人会滥用这样的权力;无限上纲的权力在披上了崇高的道德外衣之后,必会导致残忍的行为。

艺术可以转化我们对权力、残酷、死亡的恐惧和着迷,本文集的书名即源于此。这并不是说所有伟大的艺术或戏剧都和这些负面的主题相关,但我让最感兴趣的,是艺术和戏剧揭露了我们所谓的文明行为,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,经常有其他动机。我猜这大概是为什幺我对一九二○年代的德国艺术情有独锺。那个年代中,我最喜欢的艺术家,像是马克斯.贝克曼(Max Beckmann)、乔治.葛罗斯(George Grosz)、恩斯特.路德维希.克希那(Ernst Ludwig Kirchner),都曾亲眼目睹一次大战的壕沟和战地医院,以及受尽战火摧残的柏林,那里充斥着贫穷、犯罪,道德已然崩坏。这些艺术家见证了人类处境的深渊,从中开出艺术的花朵。

德国的战争同盟──日本,则犯下了二十世纪的滔天大罪。有许多不同的理论试图解释日本的行为,把日本在国境外道德沦丧的表现归咎于「武士道精神」、不受基督教原罪观念羁绊的「东方式残忍」、极度封闭的心态。不过,这些说法都让我难以信服。日本军队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展现的残暴行为有其特殊的环境背景;我并不是在为日本军队开脱,而是认为这些因素值得深入探讨。

我在一九七○年代的东京住了六年,不过这个决定和战争本身没什幺关係。大学时的我没什幺方向,选了中文和中国史,两个我一无所知的科目。我心里盘算着这两个科目不但可以让我了解异国风情,学会了中文,以后也可以派上用场。不过七○年代初期,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,可以在中国自由旅行的美梦幻灭,我学的中文看来无用武之地。

在学习中文的同时,我也接触愈来愈多的日本电影,在阿姆斯特丹、巴黎、伦敦看了许多现代日本剧场。那时的我正年轻,想要出去闯一闯,日本似乎是比中国更好的选项。于是,我申请了一所日本电影学校的奖学金,攻读电影,而这所学校附属东京一所大学的艺术系。

说到日本,一般外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武术或禅宗。这些对我都没什幺吸引力。最让我着迷的是日本现代及传统的电影、戏剧、文学,都流露着德国威玛时期的风格,和其他民族相比,日本人似乎对用艺术来揭露文明行为背后的黑暗动机有特殊偏好。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严格的礼教守则,这似乎可以解释这样的艺术偏好。这些礼教守则旨在减少人际冲突,以及人类的动物本能所带来的风险。当人愈是感到这样的束缚时,就愈倾向于用艺术转化这样的束缚感。日本艺术家、作家和戏剧家对于性和死亡,可以说进行了最为前卫的探索。我认为这种艺术表现并不是什幺特殊的东方残酷情怀,而是基本人性。

我在日本只待了六年。我不想要当个「亚洲通」,成天向欧美读者介绍连他们都没听过的亚洲国家的礼俗。好奇心以及容易无聊的个性,让我继续闯蕩了香港、伦敦、柏林,最后,我落脚纽约。

本书其他的主题则来自我的个人兴趣。阅读、写评论的确很有趣,但是,我从美国作家、导演苏珊.桑塔格(Susan Sontag)那里学到,讚美比批评更难写,却更经得起岁月的洗礼。这本书集结了我所着迷的各种事物。我非常感谢麦可.夏(Michael Shae)为本书所做的编辑工作。本书所有的文章原先刊载于《纽约书评》(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),其编辑罗伯特.斯尔文(Robert Silvers)一直是我写作生涯的指导。我希望这本书可以让读者认识一些我所欣赏的艺术家、导演、让我着迷不已的题材,也了解一些关于我的好事与坏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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